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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分民企弱化显资源配置不均衡加剧

发布时间:2020年09月16日    点击:[0]人次

民企弱化显资源配置不均衡加剧

似乎反向证明了“风景这边独好”。但事实并非如此,这则消息还告诉我们,民企与国企规模落差日渐悬殊—在中国企业500强中,民企占多数的最后10名资产总额,仅占前10名(全部为国企)资产总额的0.28%。

事实上,民企与国企之间的巨大落差,不仅体现在规模上,还体现在效益上。最近两年,我国国企利润增长逾35%,其中央企仅2010年就获得25.3%的利润上升,而同期民企利润的增长仅为20%左右。

民企与国企规模、效益落差的持续扩大,对于任何一个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国家而言,均是不正常的。在这种民企弱化、国企强化的反常背后,隐藏着政府主导经济的权力膨胀。而这种权力膨胀,投射在不同市场参与主体上,往往构成对民企和国企资源配置的严重不均衡。

我们当然可以理解,政府为应对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可能引发的经济波动,而急速出台4万亿中央投资以及相匹配的天量信贷支持,是造成民企与国企规模、效益落差扩大的背景。我们也可以认为,民企与国企规模、效率落差的持续扩大,与民企主导产业受全球经济萧条波及严重、与本轮中央投资的主要着力领域、以及国企改制重组和考核激励有关。但是,我们必须承认,造成当下民企弱化、国企强化持续加剧,更为重要的因素在于,资源配置在两者之间的严重不均衡。

这种资源配置的不均衡,改革开放32年来一直不间断地存在。只不过,在本轮应对次贷危机波及的周期中,也算不上文物更显加剧态势。以信贷资源配置为例,2008年至今,民企贷款增幅与国企相比,其落差基本呈持续扩大之势。这就不难理解,为何当下民企普遍融资难,不得不高息向民间金融、乃至地下钱庄融资之时,国企却可以“粮饷充足”地频频海外投资。而这种信贷资源配置的不均衡,在去年下半年央行实施紧缩货币政策以来,更为明显。民企信贷通道的持续收窄、信贷成本的持续上升,直接引发了今年上半年广东、浙江等地中小民企的倒闭潮。

在信贷环节之外,国企还在整体上市、公司债发行等金融领域,享有民企难以比拟的优势。而且,近几年陆续出台的降能耗、促环保、上规模的产业政策,虽然主观上是为了落实“科学发展观”,但客观上却对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民企,增加了进入以及在相关产业领域发展的瓶颈。由此观之,近几年民企在采矿、钢铁等行业的被动或主动逃离,亦自有其题中之义。

与设定红线的产业政策大棒,往到2018年往打在民企身上不同,对产业鼓励的政策红利,受益最多的却是国企。虽然,早在2003年9月财政部即开始全面清理国企亏损补贴政策,但近几年以新兴产业、科技创新、节能减排为名的财政补贴,仍然大量进入国企的腰包。与此同时,国企亏损补贴政策亦未真正取消,以中石化、中石油为例,5年来在国内油价增幅超过国际油价40%的情况下,“两桶油”仍获得了1500亿元左右的财政补贴。

而在项目建设投资环节,民企与国企的待遇有别更为形象。与民企“立项前跑断腿、立项后磨破嘴”相比,国企不仅在项目建设投资过程中几乎一路绿灯,而且在具体的项目征地、环评测定、税费减免、财政扶持等方面,均享有民企难以期望的优势,国企高管甚至还可以享有个人所得税部分返还的政策。

在全球经济萧条的背景下,通过加大政府投资,以期拉动经济增长,自然有其阶段合理性。但是,这并非是资源配置过度向国企倾斜的借口,而且,这种对国企政策性倾斜的溺爱,除了会造成了国企规模的虚胖以及效益增长的假象外,很难给国企的竞争力带来真正的提升。综观“2011中国企业500强”前50位,石化、银行、通讯、工程等资源垄断型国企占了绝大多数,而同期世界企业500强的前50位,竞争性行业却占主导地位。

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模式必须转变,民企与国企的资源配置不均衡必须改变。在我们迷恋凯恩斯主义带来的增长快感时,我们不要忘记,这种增长不但难以持续且极可能成为未来难以消化的包袱;我们更不要忘记,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30多年,民企的发展不仅是我国改革破题的重要标志之一,而且在资源相对稀缺的情况下,民企为我国GDP提供了40%的份额,解决了我国就业人数的近80%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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